20世纪70年代，西方博物馆教育界开始意识到，单方面的知识传输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博物馆教育职能的需求。时至今天，博物馆已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地对观众灌输知识，而是强调互动、体验与积极学习。为顺应上述变化，目前在西方众多大型博物馆的策展实践中，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释展（Interpretative Planning），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释展人（Interpretative Planner）。
而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释展工作已提上了日程。弘博网曾以《释展人：阐释展览背后的文化》为题，分上、下两篇介绍了“释展”最初在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下简称ROM）的理论探讨和策展实践。但这还不足以使读者对这个博物馆概念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近日，《博物院》杂志第三期刊登了沈辰与何鉴菲撰写的文章《“释展”和“释展人”——博物馆展览的文化阐释和公共体验》，在此我们将分两期对该文“释展”和“释展人”基本概念、历史渊源及在博物馆策展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我们先对“释展”的内涵和外延做一个梳理，同时也对博物馆中“释展人”的情况做一个介绍。
一 释展：概念和理念
1、哲学观念——打开博物馆理解的大门
“释展”作为“Interpretative Planning”的中文翻译，强调的是在博物馆和艺术馆语境下，对展览的主题和思想通过文字叙述和视觉设计所做的文化阐释。在这里，“interpretation”是核心，字面上的翻译是“诠释”“解释”“译释”“阐释”。虽然这些中文词语或多或少在词义上有所区别，但这里的interpretation是诠释学中的“诠释”。诠释学狭义上源于对《圣经》经典的释读，广义上是指通过个人的理解和经历去阐释事物，强调的是理解过程中的主观性。这个概念在哲学、人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深入探讨。在博物馆教育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在其1960年发表的《诠释学：真理与方法》中提到的“诠释性理解”，启发了博物馆教育圈重新思考博物馆与观众的多元而持续的对话。伽达默尔在诠释学的发展过程中，首先选择欣赏艺术和理解文化的经验作为突破口，认为欣赏艺术品，一如理解世上所有事物，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判定和投射，而应该是广泛的对话。理解过程中的主观性即偏见不再是被排斥的，反而具有一定的可利用性。博物馆教育者便利用这一哲学观念开启“观众研究”实践的新途径，从而认识到博物馆人应该正确对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所具有的偏见，并利用这些偏见，为博物馆展览和教育项目打开理解的大门。
2、商业运营——开启“释展”的实践
不难发现，当今的博物馆运营话语中，有不少概念其实源于商业用语。美国殖民地威廉斯堡历史保护区（Colonial Williamsburg）的个案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史博物馆里的释展实践，在历史遗址设计中最早深刻思考如何给普通市民讲解美国历史的，恰恰是从商业营运的角度出发。当时控制威廉斯堡的财团希望制定一系列教育项目吸引游客，留住游客。他们相信，对历史教育的重视是医治社会病痛的一剂良药，相信通过谨慎挑选、恰当使用的历史知识具有治愈能力。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威廉斯堡历史文化活动策划的四大基本原则：相关性、选择性、启发性与趣味性。这一段历史日后成为美国公众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案例。由此可见，博物馆里的释展实践其实也是公众史学的题中之义。
3、普及教育——刺激博物馆阐释的转型
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家公园服务中心（National Park Service）开始聘请专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人士设计教育项目，规划一批为公众讲述历史的观光地，形成了一波阐释规划的小高潮。二战后，基于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的项目经费偏向支持大众普及教育，也一度刺激了美国博物馆界在研究、展览和公众教育方面对历史知识进行文化阐释的重视。于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博物馆经历了一次阐释历史的尝试和转型。
正因为如此，今天，在博物馆之外，“Interpretive Planning”最常见于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和阐释的规划设计中。 而公认对文化遗产阐释的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曾在美国国家公园服务中心工作大半辈子的费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 1883 – 1980）。他于1957年发表的《阐释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一书至今仍然被教育界奉为圭臬。书中第38页的一句名言，已经成为当下文化阐释著作中引用最多的句子：
“通过阐释，我们才能理解；通过理解，我们才能欣赏；通过欣赏，我们才能保护。” ——费里曼•蒂尔登《阐释我们的遗产》
按照他的最初定义，“释展”应该是“通过利用原始对象（文物），经由亲身体验和叙事般的媒介而非简单传递事实性信息，来阐释（展览的）涵义和（文物的）关联 ”。
加拿大的文化阐释实践既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具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阐释加拿大（Interpretation Canada）”是一个具有40年历史的文化组织，旨在激发公众对加拿大文化遗产阐释事业的热爱和支持，并系统地全面地深化对加拿大文化遗产的阐释。他们将“遗产阐释”定义为“是一种交流沟通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通过参与遗址、遗迹、遗物等亲身体验向公众揭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涵义和关联。在此基础上，一个国际性的“国家阐释学会”在对“释展”的定义中，进一步认识到作为“这种交流沟通过程”的“释展”应该建立起“观众兴趣点与文化对象（展品）内涵信息之间的情感上及认知上的联系”。
4、契合公众需求——博物馆文化阐释的精髓
我们不妨把这一文化阐释概念应用到博物馆展览上面，去解释博物馆策展团队和观众之间的“交流沟通的过程”，那么，不难得出：“释展”就是要在观众兴趣点和展览信息之间找到关联点，阐释展览背后的主题文化（见“释展”图示），既需用简明的语言传达展览的学术思想，也要为展示空间设计和平面设计提供文化阐释，启发设计师，以确保设计师的设计符合展览初衷。博物馆策展团队在工作时，必须时刻互相提醒：这种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基于什么样的文化阐释？如何通过形式表达策展人/研究员为展览提供的知识与思考？如何通过阐释提炼出学术研究中具有时代感并能和观众发生共鸣的当代元素？如何将这些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因素，通过喜闻乐见的视觉设计和趣味化的大众传播形式传达给观众？而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遵循了上述文化阐释的四大基本原则：相关性、选择性、启发性与趣味性。而真正理解观众接受这些展览背后的主题思想的意愿，理解观众的接受能力、接受兴趣、接受体验正是当代博物馆“释展”工作最主要的因素。 “一切都是为了观众”是“释展”背后的核心理念。
“释展”图示
二 “释展”和“释展人”在博物馆的缘起：以ROM为个案
1969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关于博物馆教育的组织“博物馆教育圆桌”（Museum Education Roundtable），至今引领着北美博物馆界对教育最前沿的思考。这个团体后来影响了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美国东岸三地和西岸一处的博物馆教育小团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对媒体的研究与欧洲新兴的新博物馆运动的结合，启发了博物馆对认知沟通的渴望。
位于北美东部的多伦多和纽约这两个城市，成为这场关于博物馆展示阐释与观众互动大讨论的重镇。这无疑得益于两位达人，一位是声名卓著的传播学“始祖”、多伦多大学教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另一位是于1957至1968年在ROM担任策展总监的哈利·帕克（Harley Parker）。
多伦多大学的博物馆学专业隶属于信息学院（The Faculty of Information 又称The iSchool），而信息学院的前身就是多伦多大学于1963年专门为留住声名日上的麦克卢汉而成立的研究所，原名文化与技术研究中心。麦克卢汉认为对未来的所有精准预言应该依赖于对历史的理解，他坚信所有的“未来”无非是用新的方式去再现“过去”的信息。这种观念在像ROM这样的展示世界古代文明的艺术与文化博物馆中更是能够得到最恰当的文化阐释。如今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博物馆专业中“释展”文化的课程教育可谓是对麦克卢汉精神遗产的一脉相承。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
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执教二十余年后，于1967年开始兼任纽约市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传播学系主任。他邀请到ROM策展总监哈利及文化史研究的先驱者即确立文化史研究现代准则的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共同主持一个为公众提供简明易懂且很有价值的关于文化阐释的“博物馆传播学”研讨会。这个在纽约举行的研讨会开启了博物馆和观众如何理解展览文化阐释的大讨论。这次研讨会集结了一批有关博物馆与观众互动的论文，大都出自多伦多、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威斯康星等当时北美地区博物馆重镇的主要博物馆和博物馆协会成员。研讨的核心成果乃是，一个展览，无论何种类型，无论多大规模， 在策划时都务必将跨文化的理解和阐释问题置于首位。而一个好的展览设计必须与内容相合，必须与阐释相通。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释展在ROM的早期实践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博物馆进行的第三次场馆扩建密切相关。早在1974年秋天，ROM就启动了一个颇具雄心和远见的综合性筹备项目，规划未来发展目标，调研观众需求，旨在为日后博物馆展馆的改扩建提供确凿的数据。ROM在筹建新馆过程中，合乎时宜地将上述博物馆和观众互动的策展理念引入展厅设计。1976年4月，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台了一个报告《沟通博物馆与观众：策划指南》。这本著作启发了1978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人文发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新展厅的规划》。该书是ROM以前十年的理论探索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总结，其中对展厅的整体规划和设计皆秉承着互动和沟通的理念。这本书现在看起来虽然有点儿过时，但在当时影响巨大，甚至左右了日后一系列博物馆内部管理运作，也最终为ROM长期设置“释展人”工作岗位及制定岗位准则提供了理论基础。
